星期四, 9月 10, 2009

左派復辟(續)

若虛前文已述及共產黨內部或出現了微妙的權力變化,左派尤其是政治左派勢力愈益膨脹,威脅到以胡溫為首的改革右派的主政地位。人言報丁望先生於九月二日的鴻文「極左派大圍攻 溫家寶受困擾」,與若虛不謀而合。更難得的是身為內地問題專家的丁先生於文中提出了多項實據證明以江系為首的極左派正不斷發功,攻擊主要是溫家寶提倡的「普世價值觀」,引證了若虛的憑空猜想。

新疆風雲再起,扎針黨動機不明,民眾搞起「集體運動」來,弄得中央及新疆政府灰頭土臉。港記被拘留以致毆打,延續四川譚作人審訊時的作風。可恥的是武警這邊廂祝港記於新疆「生活愉快」(他們可不是新疆人!),另一邊廂就指港記「指手劃腳,煽動群眾」(以後到內地旅行還是綁起雙手較穩妥)。當局既知不能控告港記「煽動及顛覆國家罪」,放人後卻又要抵賴不認錯,反誣陷港記,可見當局的處理秉持著寧枉毋縱的宗旨。

中央政府奧運年強調對採訪「零拒絕」(很拙劣的西式中文,與「零容忍」、「表示遺憾」一夥),七五之後卻見對記者的打壓不斷升級,對港記尚且如此,內地記者自是不堪想像了。

若虛陰謀論之,江系是有動機搞亂新疆的。愈搞亂,就愈能證明胡溫的懷柔開放態度是不合「中國國情」,必需加強控制,寧左勿右。而這是釜底抽薪的一著,因右傾和開放是胡溫思想的根本。胡溫是覺悟到「共產黨的執政不是一勞永逸的」、需要尊重社會「共同價值」的一群。若重新左傾,其威信掃地。

延伸閱讀:

信報財經新聞 2-9-2009

極左派大圍攻 溫家寶受困擾

丁望

在「一黨領導」體制下,「政治左手與經濟右手並舉」是常態。不管在鄧小平家長權威時代,還是繼後的江李體制時期,社會都處於政治嚴控狀態。在二○○二年冬中共十六大後,胡錦濤和溫家寶走向領導層的前台,營造了政治相對比較開明的寬鬆時期。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思想理念的差異、利益集團的角力、政治派系的博弈,常使政局複雜多變。唐.杜甫(七一二至七七○年)詩云:「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政壇如江湖多風浪,在驚風惡浪中翻船墮水,是常見的「政治景觀」。
引江語錄 姓社還是姓資

在五十年前的廬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彭德懷,因為民請命、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左禍而受清算,被毛澤東指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二十年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政治局常委胡啟立等,因主張以和平方式平息八九學潮而下台;現在,北京政局「左轉」,極左派來勢洶洶的大圍攻,令改革家溫家寶受困擾。

極左派對改革派的大圍攻,有赤膊上陣式─以擴大「江聲音」、宣揚唱主旋律論和強化專政論為特色;也有迂迴的影射方式─對溫家寶「共同價值」(普世價值)觀、獨立思考觀的批判。

中共建政六十年來,每一次的黨內鬥爭或政治批判、文藝清算,都先發起所謂輿論攻勢。近期極左派對改革派的大圍攻,自也先在官方傳媒發出「戰鬥號召」,首先是擴大「江聲音」,並以「江語錄」作為判定正確與否的標準,形成新的「兩個凡是」觀──凡是江說的話都對,凡是疏離「江語錄」的就不是主旋律、就未「堅持正確方向」。

極左派大圍攻的標誌之一,是一個文化官寫的〈深入總結改革開放歷史經驗始終保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以下簡稱「左文」)。撰稿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先後當過胡喬木、陳雲的秘書,是極左派胡喬木、鄧力群的同路人。在北京政壇,中共中央宣傳部和社科院被稱為遙控筆桿子的「江堡壘」。

消除雜音 強化專政職能

八十年代前期,中共中央總書記、改革大家胡耀邦備受胡喬木、鄧力群(分別曾任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干擾,他們以「批資產階級自由化」為由推動極左的一套,阻撓政治體制改革。

「左文」以複述「江語錄」為一大特色。它雖不能不引述鄧小平、胡錦濤的一些話,但都是「各取所需」以壯「江聲音」,避開了極重要的關鍵詞,如鄧小平說的「主要是防左」。

「左文」的主要觀點之一,是「問姓社還是姓資」。它引述「江語錄」:「在改革開放問題上,實際上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當前四項基本原則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尖銳對立,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在改革開放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個問題」。為此,「左文」強調不可以「不問姓社還是姓資」。

從「左文」中引述的,是一九九一年江的「七一講話」,它強調「兩種改革觀」:「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同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的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的根本界限。」

「左文」的主要觀點之二,就是十分強調強化「專政職能」的「江語錄」:「我們很多同志,……對社會主義政權的專政職能,認識不那麼清楚了……抓得也不夠。」

江的「七一講話」稱:「國內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這種鬥爭同國際敵對勢力與我國之間的滲透和反滲透、顛覆和反顛覆、和平演變和反和平演變的鬥爭密切聯繫」。後來,這些話演變為「滲透論」、「敵對勢力論」。近幾年,不少地方官十分依賴「滲透論」和「敵對勢力論」,以滲透、敵對勢力、穩定壓倒一切、資產階級自由化之名,阻撓民眾依法上訪、維權,或恫嚇爭取合法權益的弱勢群體(如徵地補償不公、強制拆遷),掩蓋行政失當。

今天特別強調專政職能,與五十年前毛澤東以階級鬥爭、階級敵人之名整人一樣,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敵對勢力」之名,去恫嚇不同意見者─特別是主張黨內民主、推行政改、認同普世價值者,也向比較開明的政治領導人施壓力。

影射溫氏 批判共同價值

「左文」的主要觀點之三,是在強調專政是「中國迅速發展的根本政治保證」之下,批判「普遍價值」。這是影射溫家寶關於民主、自由、人權的「共同價值」觀。「左文」棄用「普世價值」而用「普遍價值」,是要凸出對溫氏的「針對性」。

北京政局的「左轉」,牽涉很複雜的政治、經濟因素,留給讀者一系列懸念:極左派的影射批判還釋放什麼政治符號?為什麼沒有出現一邊倒的局面?中央黨校學者杜光反駁批「普世價值」的背景是什麼?更讓讀者懸念的,或是溫家寶是否被圍而不危:「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本欄將會在以後幾周的分析中為讀者解讀。

極左派大圍攻.之一

星期六, 9月 05, 2009

當第四權不再神聖

傳媒作為神聖的第四權,有置於道德高地的優勢,其來有漸。新聞工作者作為一個messenger的角色,於上而下俯瞰全局再如實向人民反映。但在香港畸型政治環境下,逐步在轉變。

縱觀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傳媒有政治立場或傾向,是普通不過之事。這與傳媒的理念、定位和創辦人的思想等都有密切關係。傳媒也是人,人可以超凡入聖者幾稀。

林行止先生將信報賣盤予李澤楷被喻為文人辦報時代的終結。以往金庸、何文法、羅孚等文人,或老去或身故,一個個都退出報界,取而代之的是一群追名逐利的商人。我說追名逐利,沒有貶義,只是核心價值轉變了。但傳媒的地位,來自其求真的精神和風骨及敢於挑戰政要權貴的能力和膽量,一旦成了利益主導,傳媒終歸會被拉下道德高地。

回歸後決乏政治家領導的特區政府,表現一塌胡塗,更激起港人對政府的不滿,也開始認同制度需要變革。商人無寶不落,窺準機會,以攻擊政府招攬讀者的傳媒應運而生,而其手法由最初於社論、專欄發炮演變成於頭版大字標題指控,而且指控愈益嚴厲與誇張,可說嘩眾取寵。譬如某高官近日指出「經濟已見底」,竟被報章頭版大字標題直斥「高官老點」。然則此報章,有何理據如此肯定經濟並未見底?

另一頭也有報章對當權者曲意奉迎,處處避忌自我審查,或討好權貴或規避政治風險,喪失了新聞界的風骨和尊嚴。一旦新聞界失去了獨立性或遭審查(哪怕是自我審查),漸漸就失去對三權的制衡力。

當報章可以就一些無以證實對錯的事輕率地以大火力攻擊他人,那又何以令人再相信第四權是神聖的、新聞工作者是中肯的?商人進入傳媒界追逐名利、權力、聲望,或實踐政治目的,卻不斷消耗著傳媒的公信力,「事旦男」正是此情此景下的產物。

在外國,做政治是一個正當職業,也許政治人(Politician)並不受推崇,但也是百業之一,受人尊重。在大中華地區,政治人卻淪為「政客」,幾是騙子的同義詞,人民利益只是掛在口邊,自己的利益才放在心中,以致從政猶如「撈偏」,人民談政治而色變,耍手擰頭。以往記者為求揭示真相、捍衛巿民的知情權不違餘力,一向被受巿民尊重、敬仰。傳媒老闆若繼續為求自身利益而消耗傳媒一直以來累積的誠信和核心價值,也許香港的傳媒有日也會變成如政客一樣的過街老鼠,而「是旦男」再也不是個別人物而是社會象徵。當真有這一日,第四權旁落,監察力也就式微了,令人痛心。